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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鲸的集体上岸“自杀”呢?我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我猜这准是相当于醉后的坠入茅坑之类,真正的自杀是明确地找死,我看鲸不是。倘若有一天科学家们证明鲸是真正的自杀,那么我建议赶紧下海去买它们的书,我认为会自杀的类都是会写作的类。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禅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澳门堵场网址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

澳门堵场网址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像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做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但这三种文学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难以画一条清晰的线。有一年朋友们携我去海南岛旅游,船过珠江口,发现很难在河与海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但船继续前行,你终于知道这是海了不再是河。所以这三种文学终是可以分辨的,若分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依据上述标准。若从文学创作是为人的生存寻找更可靠的理由,为了人生更壮美地实现这一观点看,这三种文学当然是可以分出高下的,但它们存在的理由却一样充分,因为缺其一则另外两种也为不可,文学是一个整体,正如生活是一部交响乐,存在是一个结构。

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伦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有一种婚礼是在教堂中进行,且不论此教如何,也不论这在后来可能仅是习俗,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它是这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情,这种无以解释无从掌握的愿望只有神能懂得,他们既祈神的保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种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的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宫已经搞到。这也是一种象征,是家政取代爱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物尚未进化成求精神的动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的象征。这样的动物终有一天会对生命的意义发出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因为信仰必须是精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澳门堵场网址然而,彻底废话式的聊天却可以在作家笔下产生丰富的意味,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他先把我们带离那个实在的、平面的、以常规角度观照着的聊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或几个新的位置上,带进一个新的或更大的系统中,从一个或几个新角度再作观照,常规的废话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像宇航员头一次从月亮上看地球,从那个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发出的感慨,必不是我们以往从地球上看地球时所能有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吧。我们退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位置,退离我们已经烂熟了的心态,我们才有创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怀,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

文学批评给文学指路,也许应该像禅宗大师的给其弟子指路,文学才不致沦为一门仿古的手艺,或一项摘录学问的技术。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

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是为了给文学指路,还有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等等其他任务。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朴素一词并不与华丽、堂皇对立,也不与玄妙、深奥对立,并非“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一定朴素,你家造了航天飞机就一定不朴素。别到外面去寻找朴素,朴素是一种对人对世界的态度,哪儿都可以有,哪儿都可以无。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禅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澳门堵场网址您认真看过孩子的游戏吗?认真看过也许就能发现,那简直就是人生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一个说明。孩子的游戏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没有目的,只陶醉于游戏的过程,或说游戏的过程即是游戏的目的;一是极度认真地“假装”,并极度认真地看待这“假装”(“假装你是妈妈,他是孩子。”“假装你是大夫你给他打针。”“假装我哭了,假装你让我别哭。”)。当然,孩子的游戏还是游戏,还谈不上“游戏境界”。当一个人长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来也不过是一场游戏,也是无所谓目的而只有一个过程,然后他视过程为目的,仍极度认真地将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痴,这才是“游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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